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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探索】周文 馮文韜:經濟全球化新趨勢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基于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來源: 《經濟學動態》2021年第4期 作者: 時間:2021-06-11

        摘要: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沖擊了世界經貿秩序,使原本就復蘇乏力的世界經濟因此遭受了進一步的負面沖擊。全球經濟增長在2019年就已經降至十年來最低水平,而2020年更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陷入罕見的負增長。當前世界經濟走勢面臨持續下滑趨勢,究其內在因緣,主要是世界市場上潛在的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空間受限而創新動能不足。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思潮與比較優勢學說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又阻礙了世界經濟轉向內涵型增長模式,新的經濟增長點難以開辟。面對經濟全球化新趨勢,需要破解比較優勢理論導致的后發國家被“低端鎖定”難以發展的狀態,從而在世界范圍推動增長動能從要素驅動向創新和效率驅動的轉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比較優勢 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理論 政治經濟學

      ????一、引言

        2019年,受到中美經貿摩擦給全球貿易與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機構,在年內連續五次調低對于當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聯合國發布的《202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指出,2019年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增長最慢的一年,世界經濟增速降至2.3%。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帶來了巨大的負面沖擊,世界經濟增速跌落至負數,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僅有中國維持經濟正增長。貿易不確定性以及全球制造業活動的大幅放緩只是停留于現象表面的解釋,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舊力已盡”而“新力不足”的困境。這一困境凸顯出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已經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經濟正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過去幾十年的“超級全球化”過程中,新自由主義思潮與比較優勢理論相結合形成了強大的動員、席卷和滲透的力量,成功地把全球絕大部分經濟體都吸納進來,世界市場規模與覆蓋范圍迅速擴大到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水平。所謂“舊力”主要是指利用外延型擴大再生產模式創造的全球經濟規模擴張與生產力快速提升。舊增長模式受到世界市場潛在可拓展規模的限制,顯然不可持續,迫切需要轉變增長模式。只有通過在世界范圍內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后疫情時代推動世界經濟轉向更可持續、更加包容、更有活力的發展方式,才能帶領世界經濟跳出“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的長期停滯狀態。

        以探索和培育經濟全球化新動力為方向,本文從國際貿易與國家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首先分析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與理論問題,指出正是由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和受比較優勢學說的影響,導致無力實現世界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因此,世界經濟治理模式亟待變革;其次,從理論層面上對國家發展與國際貿易的替代性理論進行探索,強調以競爭優勢替代比較優勢以促進國際貿易與產業發展,可以消除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局限性產生的負面影響,進而提出通過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為經濟打造創新驅動的發展引擎,最終實現全球化從外延型向內涵型增長方式的轉變;最后,立足于生產力進步與人類文明發展的層面,解構當代西方話語“陷阱”,提出推動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重回政治經濟學領域,構建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探索包容性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實踐路徑和發展方向。

      ????二、當代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與理論問題

      ????(一)當代經濟全球化的現實問題

        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生產要素和信息通過市場交換行為在世界市場上遠距離流動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趨勢(欒文蓮,2018;萊恩、蘇珊珊,2019)。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開辟以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第一輪經濟全球化出現在16世紀初至18世紀末,主要表現為商業資本主導下的殖民主義擴張;第二輪經濟全球化興起于19世紀上半葉,中斷于20世紀初開始的兩次世界大戰,主要表現為帝國主義興起以及對世界進行瓜分的浪潮,其間產業資本崛起取代商業資本,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本輪全球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興起,特點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率先開始放松管制,大型跨國企業、壟斷金融資本和信息領域的技術突破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將政治民主化、經濟私有化、價值觀普世化作為全球化的內涵對外輸出,促使發展中國家轉變發展戰略。本輪經濟全球化期間,世界經濟朝著一體化方向持續發展,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才開始遭遇阻力。西方國家在危機后復蘇緩慢,催生了西方社會內部日益強大的反全球化聲音,使得2019年以前的幾年時間里全球化進程事實上處于停滯狀態。當前世界經濟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全球化正在呈現出新趨勢。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1978年至2018年間,全球財富持續積累,以GDP計算的世界經濟總規模增長了3.14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93%。國際貿易的繁榮為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從數據上看,商品貿易占GDP的比率從1978年的28.13%增長至2018年的46.23%。世界范圍內關稅水平的降低有效促進了國家間的貿易往來。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世界關稅水平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從1994年烏拉圭多邊貿易談判后,世界平均關稅水平更是從8.6%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2.6%,其間工業制成品關稅下降幅度更大,從8.7%下降至2.1%(趙勇、楊沐純,2019)。與此同時,世界市場上的資本流動性大幅上升(見圖1),2016年全球FDI凈流入達到2.75萬億美元的峰值,較1978年增長了81.62倍。隨后受到發達國家掀起逆全球化思潮的負面影響,全球投資陷入低迷,到2019年全球FDI凈流入降至1.63萬億美元,但較1978年仍增長了48.34倍。最后,跨國公司的興起推動了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分工向價值鏈分工轉變,中間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比例大幅上升。

      ????

      ?世界資本流動性指數變化

      ????資料來源:劉衛東等(2017)。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第三輪經濟全球化發展勢頭正遭遇越來越大的阻力。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掀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使得以比較優勢和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動力被減弱,世界經濟增長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越來越大。而全球經濟增長正在向長期停滯的方向滑落,更加劇了本輪全球化潛藏的消極面,其負面作用已逐漸暴露出來。大量研究表明,本輪經濟全球化產生最主要的負面效果,是全球化收益在國家間與發達國家內部不同群體間分配不均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與社會兩極化(佟家棟等,2017;徐堅,2017;蘇立君,2017)??v觀OECD國家,自1985年以來,可獲得數據的22個國家中有17國的基尼系數都已經顯著上升(見圖2)。斯蒂格利茨(2017)指出,美國已經變成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其他國家越是模仿美國經濟模式,結果越是與美國趨同。也有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民眾對反全球化運動的支持,在本質上是反對經濟全球化中金融資本主導利益分配導致的貧困擴大化,以及反對政府對這些問題的處置不力(欒文蓮,2018)。而導致政府處理問題的能力下降,正是本輪全球化所帶來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斯蒂格利茨,2002)。

      ??????? OECD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邁克爾·雅各布斯、瑪麗安娜·馬祖卡托(2016)。

      ????(二)傳統的經濟全球化指導思想與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

        從根本上說,經濟全球化是源于社會化大生產超出國界的限制,經濟當事人在巨大的生產力面前越來越需要從國際上尋求需求與供給兩方面的市場,從世界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這既是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小企業及跨國公司發展的需要。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是各國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以往經濟全球化指導思想的核心在于以資本作為開路先鋒,通過賦予資本更大的自由,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超越國界蔓延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將全球零散的經濟體整合為一個整體。古典經濟學作為支配國際貿易的最早經濟學理論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在18世紀下半葉形成于英、法兩國,主要代表為英國的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弗朗斯瓦·魁奈等。其在19世紀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思想,影響力擴散到整個世界市場。古典經濟學反對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認為經濟增長產生于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間的相互作用。古典經濟學作為著眼于資本在時間和空間范圍進行拓展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對于開拓世界市場和加速經濟全球化功不可沒。但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經過路德維?!ゑT·米塞斯、馮·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等學者發展和完善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在克服古典經濟學弊端的同時更進一步提倡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并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隨后,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開始從經濟學理論領域向政策和意識形態領域擴散,在推動和促進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把資本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盡可能擴展到了全球每一個角落,并借此突破“滯脹”現象,在世界范圍重新實現了較高水平的經濟增長。

        此后幾十年里,新自由主義思潮通過主導當時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行為模式和政策選擇,掀起了第三輪全球化的浪潮,對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里根與撒切爾夫人推行的“市場至上主義”經濟改革,限制了政府對私人企業決策的干預,在利潤最大化目標推動下,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現象開始在發達經濟體與后發國家間出現,諸如“亞洲四小龍”“東盟四國”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被拉入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即使他們并不全盤采用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導發展政策,但是出于工業化和提高國家生產能力的需要,仍然會在政策上主動與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行為進行配合,承接相關產業資本和技術的進入這種配合也可以理解為新自由主義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滲透。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越是落后的地區,在承接來自發達國家產業資本轉移的過程中受到的這種滲透越強,越容易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因為,工業化是一個資本技術增密的過程,資本稀缺往往是落后地區工業化最大的障礙,于是渴望承接來自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轉移,跨越早期艱難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開啟工業化。在早期資本稀缺的環境下,FDI的大幅流入很快會影響經濟基礎的構成,要求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向資本來源國的方向調整,從而保障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順利開展。這樣一來,伴隨著發達國家產業資本的流入,后發國家就會減少對新自由主義的排斥,接受其對經濟全球化施加的影響。并且,受影響越深的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具有的負面效應表現得越明顯。。由此產生了大規模的物質生產資料與資本的全球流動,開啟并維系著經濟全球化。

        然而,世界市場范圍和邊界的擴展存在物理空間的極限,而全球對生產力增長的需求則永無止境。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經濟政策是最大程度放松管制并縱容資本流動,從而各個國家間的經濟與貿易往來和相互間的聯系在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導致世界市場上的外延型經濟增長空間不再充裕并受到極大限制。受上述局限性的影響,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支配下的國際秩序推動者無力再兌現其理論上的增長承諾,反而朝著零和博弈的理論困局方向跌落。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及隨后世界經濟的長期低迷與矛盾頻發,均反映出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及世界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上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其過度市場化的理論和政策導向早已弊大于利(陳玲,2017)。許多研究認為,近十幾年來日益嚴重的全球經濟結構失衡、不平等現象加劇、虛擬經濟規模暴漲等問題,以及長期以來不斷落入“發展陷阱”淪為依附型經濟的國家數量不減反增的現象,均是長期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喬姆斯基,1999;周文、方茜,2017;李其慶,2003)。

        貿易是承載資本流動的物質條件,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同樣服從于資本積累的客觀規律,為強化資產階級的工業化力量并不斷為開辟世界市場提供便利條件。比較優勢可謂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石之一,從大衛·李嘉圖到伊·菲·赫克歇爾和貝蒂·俄林,比較優勢理論及其變體一直在國際貿易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待到新興貿易理論出現以后,雖然提出了利用規模效應等因素開展國際分工的新方式,但在新興貿易理論開創者保羅·克魯格曼主編的最新版《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中,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基準的貿易理論模型。在最新出版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文獻中,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見證比較優勢理論的各種翻版與模型拓展。正是因為比較優勢有利于先發國家的資本積累,故而一直被用來描述與指導生產的國際分工與構建世界經濟格局。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示例作用導致發達國家對工業化道路的“強制最終解釋權”,加上新自由主義與比較優勢理論共同構造的后發優勢與經濟趨同的“幻覺”,使得廣大后發國家紛紛基于比較優勢開展國際貿易并融入世界經濟,與先發國家的需求一拍即合。然而,這種最初從幾百年商業殖民主義實踐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貿易理論是一個循環往復的“貧窮的理論”,后發國家一旦服從安排就只能專注于生產力增長緩慢的行業,從而被鎖定在幼稚狀態,專業化于貧困(張夏準,2009;賴納特,2007;赫德森,2009)。

        畢竟,在殖民時代,宗主國永遠不會比殖民地發展得更為緩慢?,F實也是如此,過去幾十年來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窮國不僅未能通過比較優勢實現與富國的趨同,反而落入了各式各樣“發展陷阱”,在國際經濟格局上形成“中心-外圍”結構,使后發國家不得不依附于先發國家從而喪失趕超的機會。從現實看,僅有的幾個后發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案例都是未嚴格遵守比較優勢理論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的經濟體。行至今日,當發達國家即使保持著不對稱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卻仍面臨經濟發展減速下行的困境,更遑論繼續引領世界生產力的發展。與此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仍然被比較優勢理論所構筑的國際分工與經濟格局所束縛,落入“比較優勢陷阱”而不能自拔,無力從根本上突破發展的瓶頸。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已越來越凸顯,其不但在合理性與正義性方面受到挑戰,并且在實踐上影響和制約了經濟全球化的健康發展。

        正如McNally(2011)所指出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具有明顯的缺陷,其擴張規模不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積累動力轉向第三世界國家。在它的影響下,第三世界國家市場被迫開放,公共資產被迫私有化,必然引發一場新型的圈地運動,使無數農民失去土地。與此同時,它還導致了一波新的移民潮,為資本主義剝削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同時也損害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收入。他認為,這種國際貿易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必然導致全球經濟走向衰退和不穩定。

      ????(三)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合理性源于推動世界生產力水平再上臺階

        支撐經濟全球化的經濟基礎在本質上是生產力的發展。在過去的全球化過程中,全球生產力持續增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延型擴大再生產所提供的,而世界市場范圍的擴大為這種增長方式源源不斷地提供著生產要素和產品需求。工業革命以來,在逐利資本的推動下世界市場打破了一個又一個國家或地區間的界限,最終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將邊界幾乎擴展到地球上人類活動的每一個角落。至此,世界市場規模與范圍快速擴展的時期已經成為過去,原本以外延型生產力發展方式獲取經濟增長的空間日益縮小,推動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動力越來越轉向依靠內涵型擴大再生產來提供。因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生產力增長方式從外延型到內涵型的重大轉變,才能趨利避害地采取有效政策推動世界生產力水平再上臺階。因此,支撐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經濟學理論尤為需要實現根本性變革。

        在當前世界經濟新的歷史背景下,以比較優勢為核心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對于世界生產力的發展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原因在于高素質勞動力再生產在原來的發展邏輯中處于不利地位,這對于生產力的內涵式增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十分嚴重的。一方面,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引致的過度市場化傾向將資本的逐利性空前地強化,大大加劇了經濟脫實向虛的趨勢。結果在發達國家內部資本有機構成進一步提高,而勞動工資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進一步下降,導致勞動力再生產質量下降,國內勞動力素質上升速度再也無法跟上資本積累的速度,從而形成“工資降低——勞動力素質降低——工資更低”的惡性循環,經濟越來越空心化,經濟風險和不確定性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在開放條件下,借助比較優勢學說形成的靜態“中心—外圍”格局不斷固化,發達國家可以從發展中國家提取經濟剩余和吸引優秀的人才流入,從而以更低成本滿足經濟發展所需的高質量勞動力人口規模(Smith,2016;翟東升,2019)。但是這種做法會導致發達國家內部高質量勞動再生產惡性循環的進一步加劇,同時外圍國家人力資本也因此難以完成積累,產業、經濟無法向更高水平轉型升級。最終將從整體上導致全球價值創造能力下降、生產力水平停滯。

        當內涵型增長成為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方式時,也意味著伴隨著新型經濟全球化推進,各國生產技術不斷進步、生產效率不斷提高。換言之,提高發展質量是未來的經濟全球化中世界各國共同的努力方向。從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能夠有效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形成內涵型增長的路徑主要有兩條,即傳統工業化發展路徑和創新驅動發展路徑。前者主要是針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尚停留在前工業時代,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邊緣國家。這些國家一旦敲開工業化的大門,結構轉型毋庸置疑會釋放出生產力發展的更大上升空間,帶來新一輪的增長。對于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說,創新是提升技術和生產能力唯一的動力源泉;而對于追求工業化轉型的后發國家而言,創新是使產品找到國際市場入口、形成競爭能力,以及扭轉產業劣勢為優勢必不可少的手段。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看,創新分為科學技術創新和生產組織形式與制度的創新,后者暗示生產組織形式以及相關制度沒有標準答案,只要能夠適應生產力變化的國際貿易模式就是最好的國際貿易模式。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應當更加包容地看待多元的國際貿易發展模式。

      ????三、競爭優勢視閾下的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生產力進步

        一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遵循競爭優勢發展的基本原則參與國際貿易,將可以扭轉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和比較優勢理論導致的世界經濟過度市場化現象與靜態的國際分工格局,從而引導經濟全球化邁向更包容、更有活力、更可持續的發展方向,推動世界生產力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增長。因此,打破比較優勢理論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的“桎梏”,在世界貿易中突出培育國家競爭優勢,可以從兩個方面推動世界經濟轉型升級,實現經濟全球化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是推動更多后發國家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結構轉型,并以此作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另一方面是突出強調創新發展的新理念,將更多發展中國家從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和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中解放出來,在世界市場競爭中通過持續的科學研究、技術改進與制度改革獲取競爭優勢,從而在經濟全球化中形成增長的正和博弈,最終推動全球生產力的持續上升。

      ????(一)包容性經濟全球化新理念與競爭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外延式增長空間消耗殆盡以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推崇的“市場至上”觀念與比較優勢學說相結合形成的國際分工模式,對于推動全球價值創造能力的增長弊大于利。只有從全球層面調整生產方式,從而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才能推動生產力向更高水平持續發展。因此,突破比較優勢的禁錮,進而尋求替代性理論,并依此指導實踐重塑國家間的經濟關系,實現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轉變,是推動經濟全球化邁上新臺階的現實需要。

        事實上,不少國內學者也意識到競爭優勢對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重要性,為此提出了基于競爭優勢的包容性全球化新理念,其目的在于探索實現以內涵型增長為主的全球生產力發展新路徑。這一理念的核心是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維系社會公平和市場公平,并將之與市場機制下資本積累的強大力量結合起來,讓經濟發展和全球化惠及更多地區和人口?!鞍菪栽鲩L”或“包容性發展”是實現包容性全球化的經濟基礎。施瓦布和戴維斯(2018)認為,正在醞釀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技術創新與生產方式變革對于創造包容性增長具有重要意義。謝丹陽和程坤(2017)相信人類可以通過推動包容性增長解決過去全球化中產生的分配不公問題,認為包容性增長的關鍵在于平臺建設、開放發展與超前轉型。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包容性全球化聯系起來,認為“一帶一路”倡議與包容性全球化是屬于路徑與理念的關系,前者對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成功實踐將助力后者獲得更廣泛的認同,成為未來全球化的共同理念和發展方向(劉衛東等,2017;盛斌、靳晨鑫,2019;龔曉鶯、陳健,2018)??偟膩碚f,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技術創新以及共享發展紅利等是包容性全球化的關鍵詞。

        將競爭優勢作為分析的基礎,對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理論進行重構,可以滿足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這些要求。競爭優勢是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在1985年出版的著作《競爭優勢》中首先提出概念,一開始被他用來解釋商業競爭中的企業興衰。隨后,于1990年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波特正式將這一概念擴展到國家層面,把競爭優勢理論升華至國際經濟學領域。不同于作為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是在揚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結合戰后產業經濟新特點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它與比較優勢最大的不同在于將“動態與不斷進化的競爭”作為理論建構的前提,強調競爭力與競爭優勢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說比較優勢是靜態和先天的優勢,那么競爭優勢則可以通過國家戰略布局實現發展瓶頸的突破,競爭的領域也不一定要與先天稟賦所在的比較優勢領域相一致,這一點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尤其重要。在波特(2012)看來,在國家層面“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

        競爭力的強弱決定競爭優勢,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出發參與國際貿易將有助于產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國家經濟的轉型升級。競爭優勢在中國受到關注始于中國加入WTO前夕,在對中國借國際貿易實現經濟趕超的方式和路徑所進行的討論中,國內一些學者敏銳地注意到比較優勢學說所潛藏的理論陷阱,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和長期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一些學者認為,基于當時的國際貿易現實背景,長期來看更符合中國實現后發經濟趕超的方式是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洪銀興,1997,2002;盛曉白,1998)。

        因此,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政治經濟學,強調在開放的環境中利用國際貿易獲取資源,然后以此為基礎,利用技術創新形成生產能力并塑造獨有的產業競爭優勢,從而在國際貿易中獲取更多收益,實現可持續增長。同時,單個國家可以通過提高競爭力的途徑,借助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實現國內經濟增長方式從外延型為主向內涵型為主轉變,從而邁向更加可持續和穩健的國家發展道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不但可以掙脫傳統世界體系的“藩籬”,而且可以更好地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類似地,將視野放大到世界經濟層面則可以帶來全球生產力的持續提高,使國際貿易與投資超越零和博弈,達致全球經濟包容性增長。

      ????(二)以競爭優勢為目標實現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轉型

        1.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轉型的啟動路徑問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處于邊緣地位的后發國家實現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必然會在經歷相當一段時間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快速攀升過程后,經濟增長方式逐漸轉向內涵式發展,從而使自身和整個世界受益于發展轉型的增長紅利?!肮I化”正是用來描述這種經濟轉型過程的概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工業化是一個資本、技術不斷增密的過程。資本和技術稀缺的問題,在工業社會發展到相當高度之前也必然長期存在。在開放的經濟發展環境中,利用自身先天的資源稟賦與外部市場開展交換活動以進行資本和技術積累,可以有效解決工業化生產要素絕對稀缺的問題。但是,“比較優勢陷阱”的現實案例表明這種積累方式存在缺陷,試圖借此將本國制造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整體性地提高到現代制造業的世界平均水平,進而一步到位地嵌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并在某一環節占據一席之地的想法,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自然資源在國際市場上交換價值的大小取決于相關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規模,或者從更深層次上來說取決于世界總體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一國先天的自然資源稟賦極為有利時,國家總是可以輕易通過市場機制從外部世界換取滿足工業化資本積累需求的大量資源,但往往會誘發諸如“荷蘭病”和“資源詛咒”現象,從而阻礙工業化轉型;相反,當從外部獲取的資源不足時,又難以將制造能力“整體”提升至現代工業水準,從市場競爭中獲取足夠利潤,只能依靠消耗不可再生的資源稟賦,對其持續輸血才能維持勉強的生存,這種制造產業充斥“僵尸”企業的情況最終也將導致工業化進程走向失敗。關于這一點,拉美國家的教訓極其深刻。眾所周知,拉美國家在20世紀通過實施大規模進口替代戰略實現貿易國際化,結果工業化發展進程反而受阻,工業化發展遭遇失敗的“滑鐵盧”。

        2.從競爭優勢理論出發的解決方式。競爭優勢的價值在于使產品可以在市場上順利完成“驚險的一躍”,從而打通擴大再生產的整個環節。產品的擴大再生產同樣也是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制造業的產業資本一旦擁有自我增殖的能力,就可以從淪為“僵尸”的陰影之中擺脫出來,繼續推進工業化進程直至完成轉型。歸根結底,達成這一切的關鍵在于提高競爭力,獲取競爭優勢。正如前文中已經提到的,從長期來看,只有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提高才是競爭力的唯一來源?;诖?,后發國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應該放棄將整個工業部門一步到位的轉型路徑,而是采用“以點破面”的辦法,圍繞精心選定的制造業領域集中資源進行突破。通過快速提高本國在有潛力的細分產業領域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進而提升產業競爭能力,獲取競爭優勢和市場占有率。以擴張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來帶動國家生產力的內涵式增長,達致“技術和生產力水平提高——競爭優勢強化——技術和生產力進一步提升”的正向循環,只有這樣工業化轉型的經濟基礎才能真正建立起來。林毅夫和張夏準曾對于國家“攀登發展階梯”的過程中產業的發展是必須逐級而上,還是可以在產業政策幫助下適當跳過一些梯級的問題,進行過一次交流討論。林毅夫在早年的比較優勢理論上,提出反彈琵琶的理論;張夏準圍繞二戰后日本、韓國成功崛起,以及其他后發國家落入發展陷阱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入剖析后,指出背離“比較優勢”的產業升級道路在很多時候也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Lin & Chang,2009)。

        3.充分發揮政府作用是應用競爭優勢理論進行工業化趕超的必要條件。如果說只要依靠市場規律的自發運轉就可以發揮資源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實現增長,相較之下,競爭優勢的塑造則更需要政府主動參與其中發揮作用。一些學者早已發現,政府在市場創造、市場協調以及使市場變得更為有效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文一,2016;羅德里克,2011)。如果國民經濟中缺失了政府的角色,競爭優勢的塑造會變得崎嶇坎坷,工業化轉型更無從談起。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許多“攔路虎”和“絆腳石”,只有充分發揮政府作用才能以較低的成本更好地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跨過發展中的諸多障礙。Hart-Landsberg(2013)認為,經濟全球化正進入后殖民時代,其發展方向更趨向于由資本家或私人巨頭控制的自由市場。比較優勢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經由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政策化并進行推廣,是為了實現通過忽略社會成本來提高跨國公司利潤的目的。在這種全球化體系下,后發國家的政府需要作為一個整體以確保各自國內的企業能夠獲得更廣泛的市場,享受規模經濟,獲得稀缺的資源和技術。政府的重要作用在這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調配經濟資源并集中支持特定產業領域提高競爭力,例如提高產業相關的生產性基礎設施的有效供給、提供相關職業技能培訓、鼓勵上下游企業緊密配合形成制造集群等;其次,維護市場秩序,為相關產業發展提供高質量的市場環境,鑒于市場環境的維護本身就需要成本,資源有限的后發國家可以通過政府協調有限的資源,以開發區的形式,在一定范圍內提供較高水平的市場環境,為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創造前置條件;最后,生產組織形式的轉變,需要政府持續推動改革進行協調。

      ????(三)競爭與創新是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主題

        通過充分利用外部市場擁有的各種資源,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可以在一段時間里實現快速而顯著地提高,從而加快實現工業化趕超,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源。然而,后發趕超只能適用于生產力進步的一段特殊時期,真正推動生產力水平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還是創新(周文,2019)。這種創新不僅僅來自直接影響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科技創新,還包括調整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組織形式與制度創新。對于任何謀求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而言,創新都是決定國際貿易中產業與國家競爭能力的最終決定因素。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優勢動態轉移的過程中,擁有更為強大的創新能力是使國家始終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激烈的競爭中如何持續提高自身創新能力,從而在更多的領域中保持領先,將成為國家發展永恒的追求。只有保持創新和競爭優勢,才能實現經濟發展進程中的持續且統一的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不斷推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轉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周文、李思思,2019)。

        更多事例和實踐證明,政府與市場的更好有機結合是形成高水平創新能力并進而保障國家競爭優勢的最優模式。而在以比較優勢為理論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格局中,政府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被刻意弱化,使得市場化弊病無法得到有效的彌補,內在創新的動力被削弱,進而導致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實現難度加大。因此,面對和順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首先需要正確認識政府在世界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從而有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糾正市場運轉中形成的一些阻礙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避免過度市場化導致的發展陷阱,進而根據發展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推動實施制度保障舉措,努力降低創新成本,進一步激發創新動力。

        1.短期來看,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打破固有商業利益格局與國際資本惡性競爭對產業技術創新的限制,促進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固有商業利益格局對技術創新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為抑制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應用,其本質在于顛覆性技術創新會改變原有產業布局與利潤分配格局,而非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改良。政府的主動參與有助于克服利益既得者對變革的本能抵觸,避免因“雪藏”甚至抵制特定技術開發而導致產業和國家失去競爭優勢。同時,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手段引導市場環境為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留下空間,為創新消除阻礙降低成本。最后是防范國際資本以惡性競爭的手段,人為地損害國內特定領域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致使創新成本提高。在本質上,這仍然是一種先發者對后來者的打壓,只不過體現為外部國際勢力對本國內部市場環境的干預。由于外部力量的構成更為復雜,應對這種干預需要政府發揮更大作用,以更為靈活的政策手段消除其產生的風險與不利影響。

        2.長期來看,政府的作用在于為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人力支持與制度保障。競爭優勢離不開研發與創新,而研發創新活動的主體是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或高素質的勞動者。研究表明,社會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創新績效呈現顯著正相關(何慶豐等,2009),這意味著人力資本積累程度越高,創新出現的概率越大。高質量的勞動力再生產離不開教育的普及,事實證明,政府對公共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的大力支持與財政投入,是降低全社會教育成本、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郭慶旺、賈俊雪,2009)。另一方面,在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打通產學研創新通道方面,依靠政府對社會資源進行組織和分配比市場自發組織的效率更高。對美國創新體制的研究表明,政府在生產性投資和創新活動中可以作為創新活動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承擔者,塑造和創造新的市場,引領私人企業的創新浪潮(馬祖卡托、王中華,2017;賈根良,2017)。因此,不論是促進科學技術創新轉化為生產力和產業競爭力,還是構筑國家創新體系引導社會資源投入研發領域刺激創新活動,產學研一體化始終需要政府扮演規劃者的角色、發揮引領作用,確保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從整體上降低創新活動產生的損耗和成本。

        3.構造與維持制造業競爭優勢尤為需要發揮政府作用。首先,從制造業的發展規律來看,“干中學”和“實踐中創新”是制造業進步最主要的形式和動力源泉,因為“幾乎所有工業領域的知識,尤其是工藝和技術,是屬于那種無法形式化或公式化的實踐性知識”,只能從生產過程中總結提煉并產生創新(文一,2016)。因此,制造業規模與活躍程度是保障制造業創新能力的重要條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規律決定了伴隨著資本不斷積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必然導致制造業利潤率趨于降低,將資本推向利潤率更高的投機領域。由此,要維護制造業競爭優勢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的重要作用,防止經濟脫實向虛。其次,政府保障競爭優勢的重要作用體現在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有效供給,特別是對生產性基礎設施的有效供給,這是保障制造業生產效率提升的物質基礎。最后,政府在促進產業集聚和塑造完整工業體系正外部性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后者對于增強產業競爭力進而形成國家競爭優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F代產業分工愈發精細化,產業競爭優勢的培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上下游企業的緊密配合。在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當中,不同領域的企業盈利能力區別很大,其中不乏盈利能力差但正外部性很強的一些支持性產業。這些企業如果遵循市場規律從國內轉移出去,所帶來的外部性損失會削弱工業體系中其他產業的競爭優勢。此時,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以產業政策和補貼予以支持,通過降低成本或提高收入的方式提高這類產業的盈利能力。扶持好和培育好這些企業,可以最大化提升國家競爭能力。

      ????四、結語

        2017年以來,“逆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沉渣泛起。究其根源,是過去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過度市場化傾向與比較優勢對發展中國家的低端鎖定相結合,導致不平等的范圍和程度日益加深,持續破壞了世界各國利用內涵型增長模式實現創新的內在動力,從而降低了全球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伴隨這種現象的不斷擴散并不斷強化,在世界市場原有的發展空間日益縮小的背景下,離岸與外包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流行趨勢,從而導致經濟“脫實向虛”,既無力更好實現新動能轉換,也難以扭轉增速不斷下滑的“頹勢”。強調以競爭優勢替代比較優勢開展國際貿易,進而促進技術與組織形式創新以及勞動者素質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并使世界生產力水平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維持甚至超越以往的增長速度,在世界市場上創造更多價值,推動全球經濟向更高質量、更加可持續發展邁進。

        事實上,美國早已深知國家競爭優勢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競爭優勢概念的提出者邁克爾·波特就曾服務于里根政府。但是在保持自身國家競爭優勢的方式和手段上,美國已經逐漸偏離正常軌道,不再依靠科學研發與技術創新來保持更高的生產效率,進而保持競爭優勢,而是企圖通過削弱競爭對手乃至整個世界其他國家整體的競爭能力來維持自身優勢。特別是在2016年,特朗普高喊“美國優先”的口號當選美國總統后,在世界經濟大舞臺上美國“霸凌”手段頻出,到處挑起摩擦與爭端,試圖以一種“我生病,你吃藥”的辦法,在自身經濟衰退的時候將整個世界經濟一同拉下水,從而借此保持自身的經濟霸權與產業優勢。中國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和經濟總量不斷實現超越,理所當然讓美國感受到挑戰和“威脅”。

        中國自加入WTO以來,對外貿易持續發展,不僅惠及了14億中國人民,也為增加全球民眾福祉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穩定器。然而美國為了達到在與中國的經貿糾紛中獲得主動權的目的,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于2017年向WTO正式提交拒絕中國在全球貿易規則下獲得“市場經濟”待遇的要求。在隨后的時間中,美國還借由“匯率操縱國”“盜竊知識產權”和“強制技術轉讓”等歪曲事實的話語,對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進行單方面干涉,甚至主動挑起貿易摩擦意圖直接打擊中國經濟。不僅如此,美國還在世界范圍內大肆抹黑“一帶一路”倡議,并宣傳中國通信產品具有安全風險,借助國家影響力和公信力阻撓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開展正常業務,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力量來掐斷產業鏈,打亂全球經濟正常運行秩序,這種損人不利己的逆全球化潮流,不僅對美國自身經濟發展不利,而且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損害也極大。

        從人類文明存續與發展的角度來看,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是缺乏正義性的,是典型的新帝國主義“話語霸權”。發展是人類文明永恒的主題,為了避免“復活節島”的歷史悲劇在全球范圍重演,必須要打破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局限性對世界生產力發展的束縛,使創新驅動的內涵式增長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動力來源。這既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實現路徑,也是緩解世界不平等問題、解除后發國家的低端鎖定狀態,以及扭轉各國過度市場化傾向的出路所在。因此,以競爭優勢替代比較優勢作為指導國家發展和參與國際貿易的基本準則,不僅有利于幫助世界各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且更有助于克服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負面因素。

       
      編輯:盧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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